（接上篇）

         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义治时期以后，一元的社会环境已经崩塌不全，四素的运用也就飘荡不稳，四素方法论的解体也就必然迟早终会发生。在四素方法论逐步解体的过程中，古代科学研究的整体理论基础并未发生改变，当外因的社会大环境尊道贵德的形势出现转机时，四素论又能复而重合成为一体，也就又能再次产生科学发展动力的作用。这种现象也显示出老子《德道经》是一元的灵魂，是四素的能量源泉，是社会发展科学创造力的坚实基础。

        例如汉朝、唐朝和宋朝早期，由于社会崇尚黄老之学，尊道贵德，文人还保持着诵读老子《德道经》以及“半日应厅堂，半日行坐忘”的良好习惯，这就使一元四素方法论，能够重新整合而发生作用，使古代的科学发展不致于完全断裂。但是，当封建王朝延续到明朝，明朝全面彻底地进行“罢黜百家，独尊理学”，限制和扼杀百家争鸣学术环境的产生。将《老子》划归宗教，在国民经典诵读中不再作为必修课诵念。此时，终于导致一元四素方法论的彻底分崩离析，理形与理气各成学派，但是理形学派由于获得统治者的推崇而成为社会的主流。理气学派反而流落民间，退隐山林。从此中国的文化、科学、哲学等各领域，全面进入发展僵化的时期。在这种前提下，由于历代统治者不能“得一以为天下正”。专制于“毋已贵以高”，最终使中国古代优秀的科学方法论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复兴德道、重振纲纪、再次跻身于世界民族前列的机遇。明朝以后，国民教育的科考取士跌入了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的僵化模式之中，毫无灵慧的科学创造性可言。而且，在这以后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始终缺乏类似西方民主社会的外因大环境，所以也就既不能使民族的瑰宝重新发挥作用，也同时难以诞生“逻辑推理，实验证伪”式的法宝。

        我们要看到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好几个盛世，道德精神、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几度领先于世界。这些奇观同样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于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中，一元四素方法论，虽然历尽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溺冠羞士”、明朝的“理学淘汰”、清朝的“文字冤狱”、民国的“全盘西化”等等血与火的洗炼，但是她却如同火中的凤凰，只要当政者能够运用老子《德道经》，或者给予一个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奇迹就会出现。纵而观之，中国文化的发展好象一个死循环的圆周一样，其实这种死循环，不会无限制地循环下去，因为这只是外因，只是外部大环境因素。中国文化一元四素方法论，她所反映的是研究自然万物的根本规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她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西方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虽然精妙，但是，如果长期缺乏系统型的慧识主导，科学创造力的能量终将不继，最终也必然会汇归于这一最完美的自然法则的方法论之中。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良好适宜的社会大环境，是德慧智全面发展、一元四素方法论丰富和发展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中华民族德与道的“本因”根深蒂固，一元四素强劲的生命力这一“内因”始终蓄势待发。只期待着“外因”社会发展条件的出现，就能够蓬蓬勃勃展现开来，深入发展下去，发挥她无比强大的科学能量。推动民族和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一元四素方法论的法宝，内容极其丰富，博大精深。在历史上虽然历尽灾难，再也难见周朝时期的全貌，但是老子《德道经》、《周易》、《黄帝内经》这三部著名经典中，仍然保存着一元四素方法论的精华和概貌，全面复兴她，并不十分困难。我们中华民族始终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精神境界，民族复兴，我当其责；道德复兴，我当其任。我们要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让中国古代一元四素的科学方法论，让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理念恢复生机，重新担负起使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前列的法宝作用。而今我们已经具有西方的两大法宝在“象数理”领域中应用的百年经验，只要我们能恢复一元的德道环境基础，在象数理中注入中华特有的理气科学，益智开慧，运用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吸取慧识与智识的丰富营养，开启慧灵之心，一元四素方法论整体为用，三因学说引导我们分析事物为用，我们“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弘愿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