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中，存在着特殊规律。那就是整个社会的“恒德不二”，“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这正如老子在《德道经》第二章所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至之也。谓天毋已清将恐裂，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谓神毋已灵将恐歇，谓浴毋已盈将恐竭，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老子在这里指出，只有将整个社会的几大因素全部都规范到德一的治理之中，抱一无离，始终以德治治理社会，才是社会健康发展之路，黎民百姓之福。

  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对阴阳。这一对阴阳只有运用旋极图的模式，用德一居中进行调控，统驭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才不会出现此高则彼低、丰富与贫乏交织的现象。

  而且，物质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创造力，然而人类的创造力诞生于人的“慧识”（直觉、灵感）之中，是慧识通过智识而产生新发现、新理念、新发明、新创造。人的慧识又必须以德的能量作为创造力的源泉，才能产生科学创造力。“谓浴毋已盈将恐竭”，人的精神系统如果不进行上善治水，不能沐浴在德一的能量之中，慧识没有营养滋养，创造力也就必然枯竭。缺乏科学创造力的物质文明，也就必将萎靡不振、停滞不前。精神与物质这一对阴阳互根、相互作用的机理，只有在德一的统御之下，才能完美和谐地展现和发展。

  另一方面，国家是社会的体现，在国家这一机制之中，国家的管理者“公仆”与国家内所有的“公民”是一对阴阳。这个太极图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从未长期稳定地出现过阴平阳秘，总趋势都是“初时公仆象个仆，天长日久仆如虎”。这一对阴阳的消长，总趋势都是“官”强“民”弱，官的口袋见长，则民的口袋猛消，官的精神腐败，则民的精神怨怒，官的忠信薄弱，则民的乱象频生。当超过这一对阴阳稳定的上限阈值最高点之时，“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则这一对陈旧的阴阳发生完全解体，又一次出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经过一番大乱之后，重新产生大治，诞生出又一轮新的阴阳格局，再又重蹈历史的覆辙。历史上历朝历代统治者由于都是“天下为家”和“天下为私”进行重建国家，所以都不可能真正找到这一对阴阳的平衡点。

  其实老子早就已经指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用德一居中而用的旋极图之“象”，就是解决这一矛盾，使其和谐发展和长期保持稳定的根本方法。用德一驾驭这一对阴阳，就能实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社会教育中，公仆们自身德慧智教育的重要性，远比对百姓的教化更为重要和迫切。对国家管理系统进行德一能量的强量灌输和德一品格的全面建立，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社会的管理者如果缺乏道德信仰、道德信念，连最起码的信德也完全丧失时，那么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最高利益必然丧失忠诚和信念，“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乱，首先乱（烂）在官场之中，心灵腐烂是其主要的特征。治此乱之道，唯有恢复道德信仰和信念，使国家管理系统具备信德的厚土承载其余四德，才是治本之法，不然则无以教民，教民也就只能是苍白的空头说教而已。在道德的教育中，上行下效，是一个普遍的共性法则。太极中占主导的一方主动接受道光德能的滋养和充实，主动运用德一调谐才是最简捷的“中气以为和”之路。胡锦涛主席曾经指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不仅关系他们的个人品行，而且也关系党的整体形象”，“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讲话》）。可见，社会公德的建立，必须从官场的官德做起，上善治官水，为官者生命之水善、水清，那么社会公德才能具有生命力。

  学校教育中，校之官与众老师是一对阴阳，老师与学生又是一对阴阳。这两对的阴阳关系，与公仆和公民之间的阴阳关系原理其实相通，都是需要遵从“我无为也，而民自化”以及“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的自律性教育，才能和谐与稳定发展。“我无为”，是指管理者、指导者按照道的规律和特点而有所作为和办事；“欲不欲”，则是想之所想、行之所行不存在点滴个人的私心和贪欲。

  家长是孩子们灵魂的主导者，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民族的振兴，道德的复兴，国家的昌盛，希望都寄托在对后代道德心灵培养、慧智同步开发、科学创造力孕育的教育过程之中。家长自身的道德素质，教师自身的道德品格和能量，都是德慧智教育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和前提。家长和教师的知经、识经、重经、用经，以及“明明德”，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尽为人父母之责，尽诲人不倦之职，都是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